春秋繁露卷一
《楚莊王第一》
「楚莊王殺陳夏徵舒，《春秋》貶其文，不予專討也；靈王殺齊慶封，而直稱楚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莊王之行賢，而徵舒之罪重，以賢君討重罪，其於人心善。若不貶，孰知其非正經？《春秋》常於其嫌得者，見其不得也。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，晉文不予致王而朝，楚莊弗予專殺而討。三者不得，則諸侯之得，殆貶矣！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。《春秋》之辭多所況，是文約而法明也。」問者曰：「不予諸侯之專封，復見於陳蔡之滅；不予諸侯之專討，獨不復見〔於〕慶封之殺，何也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之用辭，已明者去之，未明者著之。今諸侯之不得專討，固已明矣；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，故稱楚子以霸討之，著其罪之宜死，以為天下大禁。曰：人臣之行，貶主之位，亂國之臣，雖不篡殺，其罪皆宜死。比於此，其云爾也。」
「《春秋》曰：『晉伐鮮虞。』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尊禮而重信，信重於地，禮尊於身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，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，《春秋》賢而舉之，以為天下法。曰禮而信，禮無不答，施無不報，天之數也。今我君臣同姓適女，女無良心，禮以不答。有恐畏我，何其不夷狄也！公子慶父之亂，魯危殆亡，而齊桓安之，於彼無親，尚來憂我，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？《詩》云：『宛彼鳴鳩，翰飛戾天。我心憂傷，念彼先人。明發不寐，有懷二人。』人皆有此心也。今晉（文）不以（其）同姓憂我，而彊大厭我，我心望焉。故言之不好，謂之晉而已，是婉辭也。」
問者曰：「晉惡而不可親，公往而不敢至，乃人情耳，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？」曰：「惡無故自來，君子不恥，內省不疚，何憂何懼，是已矣。今《春秋》恥之者，昭公有以取之也。臣凌其君，始於文而甚於昭，公受亂陵夷，而無懼（愓）〔惕〕之心，囂囂然輕（詐）〔計〕妄討，犯大禮而取同姓，接不義而重自輕也。人之言曰：『國家治，則四鄰賀；國家亂，則四鄰散。』是故季孫專其位，而大國莫之正，出走八年，死乃得歸。身亡子危，困之至也。君子不恥其困，而恥其所以窮。昭公雖逢此時，苟不取同姓，詎至於是；雖取同姓，能用孔子自輔，亦不至如是。時難而治簡，行枉而無救，是其所以窮也。」
《春秋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，有見，有聞，有傳聞。有見、三世，有聞、四世，有傳聞、五世。故哀、定、昭，君子之所見也。襄、成、文、宣，君子之所聞也，僖、閔、莊、桓、隱，君子之所傳聞也。所見、六十一年，所聞、八十五年，所傳聞、九十六年。於所見，微其辭；於所聞，痛其禍；於傳聞，殺其恩；與情俱也。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，微其辭也；子赤殺，弗忍言日，痛其禍也；子般殺，而書乙未，殺其恩也。屈伸之志，詳略之文，皆應之。吾以其近近而遠遠、親親而疏疏也，亦知其貴貴而賤賤、重重而輕輕也，有知其厚厚而薄薄、善善而惡惡也，有知其陽陽而陰陰、白白而黑黑也。百物皆有合偶，偶之合之，仇之匹之，善矣。《詩》云：『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，無怨無惡，率由群匹。』此之謂也。然則《春秋》、義之大者也，得一端而博達之，觀其是非，可以得其正法，視其溫辭，可以知其塞怨，是故於外，道而不顯；於內，諱而不隱；〔於尊亦然〕；於賢亦然；此其別內外、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。義不訕上，智不危身，故遠者以義諱，近者以智畏，畏與義兼，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。此定、哀之所以微其辭。以故用則天下平，不用則安其身，《春秋》之道也。
《春秋》之道，奉天而法古。是故雖有巧手，弗修規矩，不能正方圓；雖有察耳，不吹六律，不能定五音；雖有知心，不覽先王，不能平天下；然則先王之遺道，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！故聖者法天，賢者法聖，此其大數也；得大數而治，失大數而亂，此治亂之分也；所聞天下無二道，故聖人異治同理也，古今通達，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。《春秋》之於世事也，善復古，譏易常，欲其法先王也。然而介以一言曰：「王者必改制。」自僻者得此以為辭，曰：「古苟可循，先王之道何莫相因？」世迷是聞，以疑正道而信邪言，甚可患也。答之曰：「人有聞諸侯之君射《貍首》之樂者，於是自斷貍首，縣而射之，曰：『安在於樂也？』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。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，非改其道，非變其理，受命於天，易姓更王，非繼前王而王也，若一因前制，修故業，而無有所改，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。受命之君，天之所大顯也；事父者承意，事君者儀志，事天亦然；今天大顯己，物襲所代而率與同，則不顯不明，非天志，故必徙居處、更稱號、改正朔、易服色者，無他焉，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。若其大綱、人倫、道理、政治、教化、習俗、文義盡如故，亦何改哉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無易道之實。孔子曰：『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乎！』言其主堯之道而已，此非不易之效與！」問者曰：「物改而天（受）〔授〕，顯矣，其必更作樂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樂異乎是。制為應天改之，樂為應人作之。彼之所（授）〔受〕命者，必民之所同樂也。是故大改制於初，所以明天命也；更作樂於終，所以見天功也；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，且以和政，且以興德，天下未徧合和，王者不虛作樂。樂者、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，應其治時，制禮作樂以成之，成者、本末質文皆以具矣。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。舜時，民樂其昭堯之業也，故《韶》。《韶》者、昭也；禹之時，民樂其三聖相繼，故《夏》。《夏》者、大也；湯之時，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，故《頀》。《頀》者、救也；文王之時，民樂其興師征伐也，故《武》。《武》者、伐也。四者天下同樂之，一也，其所同樂之端，不可一也。作樂之法，必反本之所樂。所樂不同事，樂安得不世異！是故舜作《韶》而禹作《夏》，湯作《頀》而文王作《武》。四樂殊名，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。吾見其效矣。《詩》云：『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；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。』樂之風也。又曰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』當是時，紂為無道，諸侯大亂，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。周人德已洽天下，反本以為樂，謂之《大武》，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。故凡樂者，作之於終，而名之以始，重本之義也。由此觀之，正朔、服色之改，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，人心之動也，二者離而復合，所為一也。」
《玉杯第二》
《春秋》譏文公以喪娶。難者曰：「喪之法，不過三年，三年之喪，二十五月。今按《經》，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，娶時無喪，出其法也〔久〕矣，何以謂之喪娶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之論事，莫重乎志。今娶必納幣，納幣之月在喪分，故謂之喪娶也。且文公以秋祫祭，以冬納幣，皆失於大蚤，《春秋》不譏其前，而顧譏其後，必以三年之喪，肌膚之情也，雖從俗而不能終，猶宜未平於心，今全無悼遠之志，反思念娶事，是《春秋》之所甚疾也，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，譏以喪娶也。不別先後，賤其無人心也。緣此以論禮，禮之所重者在其志，志敬而節具，則君子予之知禮；志和而音雅，則君子予之知樂；志哀而居約，則君子予之知喪。故曰：非虛加之，重志之謂也。志為質，物為文，文著於質，質不居文，文安施質；質文兩備，然後其禮成；文質偏行，不得有我爾之名；俱不能備而偏行之，寧有質而無文，雖弗予能禮，尚少善之，介葛盧來是也；有文無質，非直不予，乃少惡之，謂州公寔來是也。然則《春秋》之序道也，先質而後文，右志而左物，故曰：『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！』推而前之，亦宜曰：朝云朝云，辭令云乎哉！『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！』引而後之，亦宜曰：喪云喪云，衣服云乎哉！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，明其貴志以反和，見其好誠以滅偽，其有繼周之弊，故若此也。」
《春秋》之法：以人隨君，以君隨天。曰：緣民臣之心，不可一日無君，一日不可無君，而猶三年稱子者，為君心之未當立也，此非以人隨君耶！孝子之心，三年不當。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，與天數俱終始也，此非以君隨天耶！故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，《春秋》之大義也。
《春秋》論十二世之事，人道浹而王道備。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相為左右，以成文采，其居參錯，非襲古也。是故論《春秋》者，合而通之，緣而求之，伍其比，（隅）〔偶〕其類，覽其緒，屠其贅，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。以為不然？今夫天子踰年即位，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，皆不在《經》也，而操之與在《經》無以異。非無其辨也，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，故能以比貫類、以辨付贅者，大得之矣。
人受命於天，有善善惡惡之性，可養而不可改，可豫而不可去，若形體之可肥臞，而不可得革也。是故雖有至賢，能為君親含容其惡，不能為君親令無惡。《書》曰：「厥辟不辟，去厥（祗）〔祇〕。」事親亦然，皆忠孝之極也，非至賢安能如是？父不父則子不子，君不君則臣不臣耳。
文公不能服喪，不時奉祭，倒序以不三年，又以喪娶，娶於大夫，以卑宗廟，亂其群祖，以逆先公。小善無一，而大惡四五；故諸侯弗予命，大夫弗為使，是惡惡之徵、不臣之效也。出侮於外，入奪於內，無位之君也。孔子曰：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。」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。
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，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。《詩》《書》序其志，《禮》《樂》純其美，《易》《春秋》明其知，六學皆大，而各有所長。《詩》道志，故長於質；《禮》制節，故長於文；《樂》詠德，故長於風；《書》著功，故長於事；《易》本天地，故長於數；《春秋》〔正〕是非，故長於治人；能兼得其所長，而不能（偏）〔徧〕舉其詳也。故人主大節則知闇，大博則業厭，二者異失同貶，其傷必至，不可不察也。是故善為師者，既美其道，有慎其行，（齎）〔齊〕時蚤晚，任多少，適疾徐，造而勿趨，稽而勿苦，省其所為，而成其所湛，故力不勞，而身大成。此之謂聖化，吾取之。
《春秋》之好微與？其貴志也。《春秋》修本末之義，達變故之應，通生死之志，遂人道之極者也。是故君殺賊討，則善而書其誅；若莫之討，則君不書葬，而賊不復見矣。不書葬，以為無臣子也；賊不復見，以其宜滅絕也。今趙盾弒君，四年之後，別牘復見，非《春秋》之常辭也。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，曰：「是弒君，何以復見？」「猶曰賊未討，何以書葬？何以書葬者，不宜書葬也而書葬；何以復見者，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；二者同貫，不得不相若也。盾之復見，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，非不當誅也；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，直以赴問而辨（當故）〔不成〕弒，亦不當罪也。若是則《春秋》之說亂矣，豈可法哉？」「故貫比而論是非，雖難悉得，其義一也。今誅盾無傳，弗誅無傳，（不交無傳），以比言之，法論也；無比而處之，誣辭也。今視其比，皆不當死，何以誅之？《春秋》赴問數百，應問數千，同留《經》中，憣援比類，以發其端。卒無妄言，而得應於傳者；今使外賊不可誅，故皆復見，而問曰：『此復見，何也？』言莫妄於是，何以得應乎！故吾以其得應，知其問之不妄；以其問之不妄，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。夫名為弒父，而實免罪者，已有之矣；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，逆而罪之，不若徐而味之，且吾語盾有本，《詩》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此言物莫無鄰，察視其外，可以見其內也。今按盾事，而觀其心，愿而不刑，合而信之，非篡弒之鄰也，按盾辭號乎天，苟內不誠，安能如是？〔是〕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。挂惡謀者，過在不遂去，罪在不討賊而已。臣之宜為君討賊也，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；子不嘗藥，故加之弒父；臣不討賊，故加之弒君。其意一也。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，其惡之大若此也。故盾之不討賊，為弒君也，與子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。盾不宜誅，以此參之。」問者曰：「夫謂之弒，而有不誅，其論難知，非眾之所能見也。故赦子之罪，以傳明之；盾不誅，無傳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世亂義廢，背上不臣，篡弒覆君者多，而有明大惡之誅，誰言其誅？故晉趙盾、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，而弗為傳，弗欲明之心也。」問者曰：「人弒其君，重卿在而弗能討者，非一國也。靈公弒，趙盾不在。不在之與在，惡有薄厚，《春秋》責在而不討賊者，弗繫臣子爾也；責不在而不討賊者，乃加弒焉，何其責厚惡之薄、薄惡之厚也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之道，視人所惑，為立說以大明之。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，皆見其善，莫知其罪，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，繫之重責，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，曰：『吁！（臣君）〔君臣〕之大義，父子之道，乃至乎此。』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；他國不討賊者，諸斗筲之民，何足數哉？弗繫人數而已。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。《傳》曰：『輕為重，重為輕。』非是之謂乎？故公子比嫌可以立，趙盾嫌無臣責，許止嫌無子罪。《春秋》為人不知惡，而恬行不備也，是故重累責之，以矯枉世而直之，矯者不過其正，弗能直。知此而義畢矣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