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繁露卷二
《竹林第三》
「《春秋》之常辭也，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，至邲之戰，偏然反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無通辭，從變而移，今晉變而為夷狄，楚變而為君子，故移其辭以從其事。夫莊王之舍鄭，有可貴之美，晉人不知其善，而欲擊之。所救已解，如挑與之戰，此無善善之心，而輕救民之意也，是以賤之。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。秦穆侮蹇叔而大敗，鄭文輕眾而喪師。《春秋》之敬賢重民如是。是故戰攻侵伐，雖數百起，必一二書，傷其害所重也。」問者曰：「其書戰伐甚謹，其惡戰伐無辭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會同之事，大者主小，戰伐之事，後者主先，苟不惡，何為使起之者居下。是其惡戰伐之辭已！且《春秋》之法，凶年不修舊，意在無苦民爾；苦民尚惡之。況傷民乎！傷民尚痛之，況殺民乎！故曰：凶年修舊則譏，造邑則諱，是害民之小者，惡之小也；害民之大者，惡之大也，今戰伐之於民，其為害幾何！攷意而觀指，則《春秋》之所惡者，不任德而任力，驅民而殘賊之，其所好者，設而勿用，仁義以服之也。《詩》云：『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。』此《春秋》之所善也。夫德不足以親近，而文不足以來遠，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，此固《春秋》之所甚疾已，皆非義也。」難者曰：「《春秋》之書戰伐也，有惡有善也，惡詐擊而善偏戰，恥伐喪而榮復讎。奈何以《春秋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？」曰：「凡《春秋》之記災異也，雖畝有數莖，猶謂之無麥苗也；今天下之大，三百年之久，戰攻侵伐不可勝數，而復讎者有二焉，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！不足以難之，故謂之無義戰也。以無義戰為不可，則無麥苗亦不可矣；以無麥苗為可，則無義戰亦可矣。若《春秋》之於偏戰也，善其偏，不善其戰，有以效其然也。《春秋》愛人，而戰者殺人，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！故《春秋》之於偏戰也，猶其於諸夏也，引之魯，則謂之外；引之夷狄，則謂之內；比之詐戰，則謂之義；比之不戰，則謂之不義；故盟不如不盟，然而有所謂善盟；戰不如不戰，然而有所謂善戰；不義之中有義，義之中有不義；辭不能及，皆在於指，非精心達思者，其孰能知之！《詩》曰：『棠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』子曰：『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』由是觀之，見其指者，不任其辭。不任其辭，然後可與適道矣。」
「司馬子反為其君使，廢君命，與敵情，從其所請，與宋平，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。專政則輕君，擅名則不臣，而《春秋》大之，奚由哉？」曰：「為其有慘怛之恩，不忍餓一國之民，使之相食。推恩者遠之而大，為仁者自然而美。今子反出己之心，矜宋之民，無計其間，故大之也。」難者曰：「《春秋》之法，卿不憂諸侯，政不在大夫。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，是憂諸侯也；不復其君而與敵平，是政在大夫也。湨梁之盟，信在大夫，而《春秋》刺之，為其奪君尊也；平在大夫，亦奪君尊，而《春秋》大之，此所（問）〔閒〕也。且《春秋》之義，〔惡〕臣（有惡）〔擅〕君名美。故忠臣不顯諫，欲其由君出也。《書》曰：『爾有嘉謀嘉猷，入告爾君于內，爾乃順之于外，曰：此謀此猷，惟我君之德。』此為人臣之法也。古之良大夫，其事君皆若是。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，莊王可見而不告，皆以其解二國之難，為不得已也，奈其奪君名美何！此所惑也。」曰：「《春秋》之道，固有常有變，變用於變，常用於常，各止其科，非相妨也。今諸子所稱，皆天下之常，雷同之義也；子反之行，一曲之變，術修之義也。夫目驚而體失其容，心驚而事有所忘，人之情也；通於驚之情者，取其一美，不盡其失。《詩》云：『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』此之謂也。今子反往視宋，聞人相食，大驚而哀之，不意之至於此也，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。禮者，庶於仁，文、質而成體者也。今使人相食，大失其仁，安著其禮，方救其質，奚恤其文？故曰：『當仁不讓。』此之謂也。《春秋》之辭，有所謂賤者，〔有賤乎賤者〕。夫有賤乎賤者，則亦有貴乎貴者矣。今讓者、《春秋》之所貴，雖然，見人相食，驚人相爨，救之忘其讓，君子之道，有貴於讓者也，故說《春秋》者，無以平定之常義，疑變故之大（義）〔則〕，（則）〔義〕幾可（論）〔諭〕矣。」
《春秋》記天下之得失，而見所以然之故。甚幽而明，無傳而著，不可不察也。夫泰山之為大，弗察弗見，而況微眇者乎！故按《春秋》而適往事，窮其端而視其故，得志之君子，有喜之人，不可不慎也。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，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，又得霸主之餘尊，而志加於諸侯，以此之故，難使會同，而易使驕奢。即位九年，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，有怒魯、衛之志，而〔不〕從諸侯于清邱、斷道。春往伐魯，入其北郊，顧返伐衛，敗之新築；當是時也，方乘勝而志廣，大國往聘，慢而弗敬其使者，晉魯俱怒，內悉其眾，外得黨與衛、曹，四國相輔，大困之鞌，獲齊頃公，斮逢丑父。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，幾亡國，為天下笑，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；伐魯，魯不敢出；擊衛，大敗之；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。故曰：得志有喜，不可不戒。此其效也。自是〔之〕後，頃公恐懼，不聽聲樂，不飲酒食肉；內愛百姓，問疾弔喪；外敬諸侯，從會與盟；卒終其身，家國安寧。是福之本生於憂，而禍起於喜也。嗚呼！物之所由然，其於人切近，可不省耶！
「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，何以不得為知權？丑父欺晉，祭仲許宋，俱枉正以存其君，然而丑父之所為，難於祭仲，祭仲見賢，而丑父猶見非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是非難別者在此。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，不可不察。夫去位而避兄弟者，君子之所甚貴；獲虜逃遁者，君子之所甚賤。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，故《春秋》以為知權而賢之；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，《春秋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。其俱枉正以存君，相似也；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，不同理。故凡人之有為也，前枉而後義者，謂之中權，雖不能成，《春秋》善之，魯隱公、鄭祭仲是也；前正而後有枉者，謂之邪道，雖能成之，《春秋》不愛，齊頃公、逢丑父是也。夫冒大辱以生，其情無樂，故賢人不為也，而眾人疑焉，《春秋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，故示之以義，曰：『國滅，君死之，正也。』正也者，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，天之為人性命，使行仁義而羞可恥，非若鳥獸然，苟為生，苟為利而已，是故《春秋》推天施而順人理，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，故獲者絕之；以至辱為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，故雖失位，弗君也；已反國，復在位矣，而《春秋》猶有不君之辭，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！其於義也，非君定矣，若非君，則丑父何權矣！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，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，是以雖難而《春秋》不愛。丑父大義，宜言於頃公曰：『君慢侮而怒諸侯，是失禮大矣；今被大辱而弗能死，是無恥也；而復重罪，請俱死，無辱宗廟，無羞社稷。』如此，雖陷其身，尚有廉名，當此之時，死賢於生，故君子生以辱，不如死以榮，正是之謂也。由法論之，則丑父欺而不中權，忠而不中義，以為不然？復察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之序辭也，置王於春正之間，非曰：上奉天施而下正人，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！今善善惡惡，好榮憎辱，非人能自生，此天施之在人者也，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，則丑父弗忠也，天施之在人者，使人有廉恥。〔有廉恥〕者，不生〔於〕大辱，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。曾子曰：『辱若可避，避之而已；及其不可避，君子視死如歸。』謂如頃公者也。」
「《春秋》曰：『鄭伐許。』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？」曰：「衛侯速卒，鄭師侵之，是伐喪也；鄭與諸侯盟于蜀，以盟而歸諸侯，於是鄭伐，是叛盟也。伐喪無義，叛盟無信，無信無義，故大惡之。」問者曰：「是君死，其子未踰年，有稱伯不子，法辭其罪何？」曰：「先王之制，有大喪者，三年不呼其門，順其志之不在事也。（《詩》）〔《書》〕云：『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。』居喪之義也。今縱不能如是，奈何其父卒未踰年，即以喪舉兵也。《春秋》以薄恩，且施失其子心，故不復得稱子，謂之鄭伯，以辱之也。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，得罪諸侯，諸侯怒之未解，惡之未已，繼其業者，宜務善以覆之，今又重之，無故居喪以伐人；父伐人喪，子以喪伐人；父加不義於人，子施失恩於親，以犯中國；是父負故惡於前，己起大惡於後。諸侯果怒而憎之，（卒）〔率〕而俱至，謀共擊之，鄭乃恐懼，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，鄭罷弊危亡，終身愁辜。吾本其端，無義而敗，由輕心然。孔子曰：『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。』知其為得失之大也，故敬而慎之。今鄭伯既無子恩，又不孰計，一舉兵不當，被患不窮，自取之也。是以生不得稱子，去其義也；死不得書葬，見其窮也。曰：有國者視此，行身不放義，興事不審時，其何如此爾。」